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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1 23:40 来源:宣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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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王金定致欢迎辞,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致辞。同时,全区各委办局分管领导;各镇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以及社区代表;公安派出所分管领导;全区社区消防形象大使;重点单位代表共计约15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活动。

中国银监会原主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刘明康,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荣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燕爽,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新华社瞭望智库董事长兼总裁吴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理事长王立胜先后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使命担当,就如何更好地以科学咨询、政策研究助推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表主旨演讲。(阮守军)

  最后,演出在大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中圆满落下帷幕。在实施TOD模式时,不仅要重视传统公共交通的发展,还要进行新型交通模式间的深度整合,进而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与竞争力。

  三是“看得好病”,初步做到了“大病不出市属医院”,让杭州人和“新杭州人”都能享受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医院提供的优质医疗服务。通过公共交通和用地一体化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格局转变、提高整体效率,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且通过“人跟线走”的引导,有利于以此为基础形成紧凑型的网络化城市空间形态,避免城市“摊大饼”式地蔓延。

以上两规定、四措施的出台,是长兴大队新党委班子上任以来对于部队管理具体要求的体现,也是为当前正在火热开展的冬春火灾防控战役打下坚实的基础,充分显示了抓好部队管理教育的决信和信心。

  三是使临安成为一座南北荟萃、精致和谐的生活城市。

  一是使临安成为一座巍峨壮丽的世界级的“华贵之城”。当县(市)级政府的发展对市中心的依附较弱,即“强县弱市”的情况下市级政府对区边界的划分往往处于被动位置,也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演变格局。

  为塑造杭州、开封两市城市精神,加强两地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这些专职消防队的建成将确保农村火灾发生时随时集结,快速出动,有效灭火或控制火势蔓延,提升救灾队伍、救灾装备、消防设施的综合服务效能,大大增强了乡镇火灾防控能力。大队官兵最后通过现场演练示范的方法进行了一干线两出水展示,使其对简单的消防操法有了直观的认识,大队负责授课官兵根据乡镇自愿消防队现有人员人数量,进行合理分工并进行一干线两出水的训练。

  在铁路干线规划同时,同步进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节点所在城市与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的优化调整。

  整合南宋“安逸闲适”的环境资源,打造“东方休闲之都”,提升杭州的环境生活品质。

  “两宋”时期文化交融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对南宋时期杭州的城市发展、文化演变,以及全国范围的文化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从杭州城市文化演变看,杭州文化是“两宋文化”不断开放融合、创新发展的产物;从杭州城市生活发展来看,“两宋”文化交融形成了杭州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第三、从中国传统社会总体历程上看,“两宋”文化交融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二是“看得起病”,缓解了优质医疗资源紧张局面,防止了因优质医疗资源紧张而增加老百姓看病的费用、看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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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1 14:50:36 来源: 中国慈善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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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看上去像清汤寡水,节制、俭朴、缺少戏剧性。可如果说他乏善可陈,那就错了。他的野心在别处—改变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

(原标题:姚明:在体育和体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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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是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它制造神话、巨星和富豪,也滋生赌徒、嫖客和瘾君子。

世界上没有几个群体像NBA球员那样—平均年薪六百万美元,高者上千万美元,但超过半数人退役几年即面临破产,或服役期间便债台高筑。他们有人吸食大麻,醉心于女人的被窝,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掷千金,在夜店当众撒钱,上千平方米的豪宅里满是保时捷、法拉利和玛萨拉蒂,养着游艇和私人飞机,甚至资助母国的反政府武装。最终,身体经不住挥霍和伤病,黯然收场。

天生偏爱“离经叛道”的记者们对之趋之若鹜,他们绞尽脑汁在这块是非之地炮制猛料,科比强奸案、乔丹嗜赌成性、艾弗森深夜把赤身裸体的妻子扔出家门……一个都没落下。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查封为名流秘密提供性服务的“黄金俱乐部”,牵涉乔丹、穆托姆博等一批NBA球星,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相比之下,姚明NBA效力的九年让媒体失落。他刚入选NBA就把队友送来的美艳女郎拒之门外;媒体传言他约会黑人女星,他一笑置之;退役之前(2010-2011赛季),他的薪水是1768万美元,而座驾一度只是宝马745。

姚明看上去像清汤寡水,节制、俭朴、缺少戏剧性。可如果说他乏善可陈,那就错了。他的野心在别处—改变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

篮球的人格思想

2016年夏,成都。

老款别克GL8的中排座椅与副驾驶间距0.8米,车内高度不足1.2米。拉开侧滑门,身高2.26米、体重约三百斤的姚明使劲把自己往里塞。他猫腰缩脖子,头还没伸直就被前排座椅顶住,憋屈地咧了一嘴。司机把姚明送到一所体育馆,那里被临时设为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以下简称篮球季)四川省区赛场,31支校队在这里争夺6个晋级全国赛的名额。

“把大象关进冰箱拢共分几步?”小品《钟点工》里,宋丹丹说只要三步:“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放进去,把冰箱门关上。”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喜欢引用这段台词,因为他的老板姚明像是那头大象。

画面忽然生动起来。一个被束缚的篮球人,要去解救被束缚的篮球。

与常规联赛不同,姚基金竭力弱化胜负结果—锦标的重要性。他们严格审查参赛队员资质,杜绝中国体育界普遍存在的年龄造假、借调外援等情况,引导运动员享受体育带给人的快乐,在竞技中学会篮球的思想—尊重规则、认同竞争、团队合作。姚明说,弱化锦标性是为了预防体育赛事的通病,“现在一旦有任何比赛,太容易被锦标所吸引,这就会产生为锦标而付出代价。”

姚明的自传《我的世界我的梦》中写道,“我的梦想是中国人能够了解篮球,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只在乎输赢。不是所有得分的投篮都是好球,也不是所有没投入的球都是坏球。”他说,美国的体育精神核心是勇敢尝试,在过程中展现个人价值,不像中国体育,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到底是喜欢这个比赛,还是喜欢这个运动?”

追根溯源,姚明发现篮球最初是教育工具,而非以获胜为目的的竞技项目。

1891年,美国体育教师奈·史密斯在他执教的学校发明篮球,几年后,美国传教士把它带到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最早在中国推广篮球,之后的推广者不乏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和原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姚明认为,人们现在对篮球的理解与它的起源和初衷有出入。“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来说的话,他们和篮球都没有关系,他们是教育家。”他说,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改变世界的是精神,不是肌肉。

竞技的代价

姚明和他的父母姚志源、方凤娣都是为比赛承受代价的运动员。

2018-11-21,姚志源在上海市第六医院心急如焚。妻子方凤娣分娩,进入产房十二个小时,还不见孩子出生。焦灼之时,有人来催姚志源去完成一项“组织派给的任务”。当天,上海九城运动会男篮决赛,已经退役的中锋姚志源奉调回来加强内线防守。来人要他把组织利益放在家庭前面—建国后,上海男篮从来没拿过冠军,上海市相关领导期待在主场战胜所有对手,“一雪前耻”。那时,“文革”结束才四年,先公后私的观念根深蒂固。

姚志源身高2.08米,方凤娣身高1.88米,他们曾分别是上海男篮和国家女篮的中锋。对他们来说,篮球是生命中的不速之客。中国体育运动在“文革”初期骤然降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政府逐渐重建专业运动队,举办体育竞赛,姚方由此被选入篮球队,为组织效力。行政力量对体育无孔不入又导致各级政府相互攀比成绩。方凤娣直言,打篮球是责任、任务,不是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而且,他们都早早退役了。《姚明传》作者杨毅说,这一批运动员原本是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准备的,那年中苏交恶,中国拒绝参赛,“一代运动员的梦想就这样断了。”

为了责任而努力的不适感,也曾长期困扰奥运冠军、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程菲。她的母亲告诉她,家庭的前途就靠她练好体操;她的教练告诉她,要拿金牌。“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但责任感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程菲说。

在中国,体育离政治太近,时常与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集体荣誉、个人荣辱,甚至官员升降捆绑在一起。

中国体育界认为,体育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一致。西方人借助鸦片战争向中国“出口”了以获胜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项目,是时中国正处于国防羸弱的清末,除了军政上抵御殖民统治,在竞技项目中打败外国人也是中国人洗去“东亚病夫”形象的重要手段。体育,成了国力的象征。

1949年,计划经济独霸中国,体育界随即建立了日后被称为“举国体制”的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竞技体育的核心口号是“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它强调体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弱化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和模式此后在一系列事件中强化并延续下来。社会体育研究专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回忆,在1970年代,一场排球赛就够大学生上街游行、高喊“振兴中华”的口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更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体育的荣誉和中国的荣誉更加“水乳交融”。中国体育界也发现了提高比赛成绩的捷径—兴奋剂。到了1990年代,服用兴奋剂成了中国体育界公开的秘密。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回溯了中国体育界对兴奋剂的认识过程,当时有国家体委的人受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认为假如有利于提高比赛成绩、对运动员身体无害、国际上不被查出来,就可以使用。卢元镇说,那时体育界流行几句话,“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查出来的是狗熊,没查出来的是英雄”,“技能类项目靠钞票,体能类项目靠吃药”。事实是,使用兴奋剂致死致伤的运动员比比皆是。

2000年,袁伟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时,中国运动员滥用兴奋剂已经引起国际公愤,袁高调祭出反兴奋剂大旗,其中一大理由也是“给国家丢脸”。他义正言辞地指出,兴奋剂问题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荣誉和北京申奥成败。随着对外交流深化,中国需要更“干净”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更好的体育外交。

“出口”姚明

2002年,姚明也背负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远渡重洋。他顺利征战海外的时机如此微妙—在他被放行加入NBA前一年,中国加入了WTO。杨毅说,姚明从上海男篮“出去”这件事,上海市某领导亲自表态支持,体育部门才开了绿灯。“这不光是体育圈的事,上海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有叫得响的上海人走到国际舞台上去。上海要有‘名片’,所以,无论是从体育上,还是从政治上,姚明都应该出去。”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后,中国体育出现了有力的“逆出口”。无论姚明是否情愿,他都被有意无意地塑造为中美文化之子、全球化之子。

姚明的到来轰动了美国。媒体问乔丹如何评价这个来自中国的大个子,乔丹说:“对这个孩子来说,他肩上的责任太重,不光是篮球,还有整个国家的期望。我希望篮球能成为他放松和快乐的天堂。每当你走上球场,你的心中必须一片宁静,没有人能够打扰你,你才能去表达真实的自己。”杨毅是第一个跟着姚明去美国的中国记者,他见证了姚明职业生涯的很多重要时刻,看到很多中国记者一采访姚明就是“你身上有十几亿人民的期待……”

姚明觉得这太片面。他并不反对搞体育运动是为国争光,但认为它不该如此单极化。“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输了,那就是我输了,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对中国人而言,如果我输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姚明对美国记者何伟说。后者曾与他一起出席了中美人士交流会,何在他的书中记录了当时的细节:中国大使表示期待体育运动改善中美关系,而姚明发言不到一分钟,且根本没有提及双边关系。

做运动员时,姚明努力将自己和篮球之外的世界隔离开,但始终牵挂为国征战的梦想。

2018-11-21,时任篮协秘书长李元伟的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来电者是姚明的中方经纪人陆浩。他带来了坏消息:姚明左腿腿骨严重骨裂,可能葬送职业生涯。此前姚伤病频发,多次手术。李不敢想象中国男篮没了姚明,北京奥运会怎么打。

但姚明的公开表态让李吃了定心丸。姚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去打北京奥运会。医生提醒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他永远无法打球。姚明犹豫许久,说不管怎么治,必须要保证他能参加奥运会。“如果这次我无法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考虑到需要尽早恢复体能与国家队磨合,姚明不惜透支身体,骑自行车,练上肢力量,游泳(包括在泳池里跑步),身体实际恢复的日程比医生的预估提前了一个月。中国男篮在他的带领下赛绩可嘉,击败德国队时,他跑到混合区向全国通报中国男篮杀入前八强。

“我们非常骄傲中国终于能够举办奥运会,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多年后,他仍然怀念那晚遍布鸟巢的五星红旗、欢呼声和呐喊声,“在那些欢呼声中,我们获得了力量。那晚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世界。”

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

不过,有些事情,姚明拒绝配合。有一次,篮协把国家队带到酒店应酬,只有他坚决不下车。他的不服从,还引发过轩然大波。

2003年5月,可口可乐公司在没有征得姚明授权的情况下,推出印有他形象包装的产品,该包装还有另外两名时任国家队队员。姚明团队随即与可口可乐交涉,要求产品下架,后者回绝,坚称已获中国篮协许可。协商无果,姚明在上海将可口可乐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公司侵犯肖像权,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

篮协依据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1996年公布的505号文件—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自作主张将姚明的肖像权卖给可口可乐。但《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这起官司牵涉明星、巨头企业和国家行政部门的利益和权利,最终以庭外和解落幕。中国新闻界和司法界并不认为它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体育体制和运动员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中国体育界流行的观念是,运动员在被选拔、培养、过程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源,运动员成名成才后应该心存感激。当时,可口可乐是中国体育界和中国篮协重要的资金来源。

责任说再次出现。有人指责姚明不顾国家利益,姚自称是在维护公民权益。这件事结束后,姚明向何伟表示,他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能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就这次官司而言,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嗨,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你为什么要告状啊?’”姚说,他希望成为第一个不这样做的队员。“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后面的队员们。”

2006年,505号文件被宣布废止。替代它的新文件继续强调国家、集体在运动员成长路上的价值,但认可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是运动员的无形资产。

不过,姚明终究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2008年,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第二年,他做骨裂复查发现,裂痕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变大了。那时,他原本打算去探望四川灾区—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成立了姚基金,援建希望小学,支援灾后重建。结果,伤病报告先给他来了一场“大地震”。之后,他半退隐。

姚明的职业生涯因伤病草草收场,国家队和中国篮协被推到风口浪尖。

前往NBA选秀前,姚明跟中国篮协签订了协议,保证随时回国参加国家队必须的训练和比赛。这意味着他要长期双线作战,既要忙着为火箭队争夺NBA总冠军,也要尽力帮中国国家队抢金牌。“没有这么用运动员的。”杨毅打抱不平,他说姚明每个NBA赛季要打八十多场球,每年夏天还得为中国男篮打四大赛事,“连轴转,铁人都扛不住。”除了比赛,姚明还同时承受两边日复一日的繁重训练。何伟说,如果中国国家队因为训练量不足而输球,教练会受罚。

火箭队队医基斯·琼斯说:“这是你我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人喜欢篮球,他不能让那些景仰崇拜他的人失望,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坚持,甚至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这个评价避开了火箭队的责任—NBA从未摆脱过压榨、过度使用球员的诟病。姚明自己对训练强度的要求也很高。起码可以确定一点,姚明屡次受伤,与过度疲劳直接相关。

关键在于,面对残酷,个人意愿处在什么地位。“NBA是他的梦想,他必须打,而且肯定全力以赴,他的性格不可能打打歇歇。与此同时,姚明也不可能为了NBA放弃在国家队的责任。”杨毅说,为国出战是姚明为之付出代价的梦想。或许正如程菲所言,竞技总是和枯燥、伤病、残酷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运动员一开始能有自己的意愿,还是会热爱竞技。

让体育人性化

篮球评论员徐济成说,如果姚明没有受伤,2016年正值当打之年。姚明则说,他宁愿赶紧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开始新生活。所以,当中国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逐鹿冠军宝座,他正倚着“窗户”看风景。

过去几年,姚明在学习、工作和慈善上的时间各占三分之一。

姚基金篮球季是姚明实现其慈善理念最重要的项目,它提出“以体·育人”,把体育当成教育来做,而不是培养下一个去NBA的运动员。目前,篮球季已经在全国近四百所希望小学,为三十多万人次进行了篮球培训。

姚明认为,现有体制使资源和关注度向塔尖集中,而他更愿意守护薄弱的塔基。同时,姚基金聚焦体育、艺术等副科教育,那是薄弱中的薄弱。“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紧张,往往会把资源优先投入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比如数理化,艺术和体育就会相对匮乏,我们做的都是补短。”

姚明的话语含蓄而传统,“以体·育人”的口号不显山不露水,补充教育短板更显温和。叶大伟则直白得多,他强调了公平这个词。他直言,很多乡村在体育和艺术类上的教育,和城市比起来,就是0和1的差距。叶一语双关地说:“姚明比我高。”

姚明相信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前提是回归教育,让孩子享受快乐、塑造人格。

中国的教育体系将文化和体育分离,具有运动潜力的人在幼年期、童年期就被集中到体校经年累月地训练,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不大。足球运动员高雷雷曾抱怨,他的身高练体操太高,练篮球太矮,只能选择足球。“篮球不要的,体操不要的都去踢足球。”姚明的身高更没得选,只能选择篮球,但刚开始,他一点也不喜欢它。“我九岁就进入体校练习篮球,一个星期有六天,每天都是机械化地重复训练。那时候,我没在篮球上找到多少快乐。美国的教练就不一样,他们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训练,因为体会到快乐之后,孩子就不会失去对篮球的热情。”

他欣赏美国体教合一的体系,学生可以学习文化知识,并充分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深入到骨髓了,体育活动、艺术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在学习中占很大一部分,每个学校、每个系、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在美国,教练鼓励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各种体育项目拥趸者众,父母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去给孩子的比赛捧场。

姚志源、方凤娣深知体教分离、机械而强势的培养方式对运动员伤害深远,曾经反对姚明选择职业体育的道路。所以,姚明退役后就到上海交通大学补修文化课,这是他曾经对父母许下的承诺。他十七岁与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签约时,连高中都没毕业。“那时候我答应我父母,哪一天我退役了,我一定回到学校,把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全部完成,说到要做到。”

姚明毫不讳言“不同的植物养法不同”—集中培养少数人的模式让某些项目接连夺金,但在篮球等项目上则相反。他口中的夺金项目,是体操一类的中国传统强项。但这些项目现在同样受到了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备人才难以为继。程菲正在参与国家体操中心一个改革项目—快乐体操俱乐部,该中心意识到,举国体制正在失去吸引力,愿意把孩子早早地送到体校摘金牌的家长越来越少。快乐体操俱乐部是新的探索路径之一,其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体操的乐趣,把所谓“要我练”转变为“我要练”。

公众对体育的看法也日渐转变。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赛果不彰,社交媒体上表现出难见的从容情绪—既对获取奖牌感到自豪,也鼓励落败的运动员。“公众的态度肯定还是有一定变化的,从以前纯粹看作是为国争光的比赛、竞技和任务,慢慢开始转变到能以一个更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和享受奥运会。”奥运冠军、前中国体操队队员刘璇说。

姚明提醒,中国篮球也要抓紧改革。

在学校里,姚明学会了如何耐心地去完成一件事。到了这个年龄,他越来越发现,不能像做运动员那样只争朝夕,很多东西必须要花时间去等待,比如体育体制改革。

不过,中国运动员不再完全是温顺沉默的夺金机器,他们越发在意独立意志和个人梦想。(参考资料:易小荷《NBA七宗罪》、杨毅《姚明传》、何伟《奇石》、央视《开讲啦》、《杨澜访谈录》)

郭瑞超 本文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章伟升 责任编辑:郭瑞超_NF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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